非惡之人可以作惡嗎？

近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吳姓公務員疑遭職場霸凌而在辦公室輕生，引爆「職場霸凌」熱門議題。對於職場霸凌與性騷擾都應以零容忍態度面對與查辦。在職場中、在企業組織中，悄然而出的「邪惡」有時是會發生在很「平凡」的日常作業中。

漢娜．鄂蘭提出平庸的邪惡

平庸且無惡意的員工一定不會潛意識不自知地作出對公司或部門損害的事嗎？壞事一定是有故意的惡意嗎？我們一般認為「邪惡」是有意為惡的行為，具有主動性。非惡之人可以作惡嗎？這是一個令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鄂蘭認為當我們被動地去做一件即使沒有做惡意圖的事，但從結果來看卻是有可能成為「惡行」。

當時是1961年，她正在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報導法庭對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戰犯審判。後者正是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執行者，負責將千百萬猶太人和別的一些受害者轉移到各類集中營。她發現艾希曼是個相當溫和、普通的官僚人，就是「既非心理變態也非虐待狂魔」，反倒是「正常的令人害怕」。艾希曼成為劊子手的動機無非是想服從工作，好在納粹官場上晉升的更快。

他本性非惡，只是淺薄而無能愚蠢，是個隨波逐流者。艾希曼是個漂流者，在尋找方向和目標的過程中，進了納粹黨，而非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既不是個惡魔也不是頭怪物。一般權威型領導的企業組織是否也存在著類似的現象呢？

邪惡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任何人都可能犯下這種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的惡行。換句話說，邪惡是因為完全服從體制的「誠實」所引起的話，那麼人資部門該如何避免員工為惡呢？只能靠「從相對角度解讀體制」。唯有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觀點，按照自己的觀點對體制做出批評，才能讓員工真正遠離「邪惡」。

那些能順應體制的人，正是所謂的精英。完美地適應體制能帶來各種利益，但如何不被利益蒙蔽，以相對角度對體制進行批判，正是二十一世紀的精英所要具備的知性態度。但另一方面，當我們過度不服從體制時，就很難得到成功，這就是我們會面臨的另一個難題。

這類型的員工是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的象徵，他將男女老少都當成編號看待，對於別人的問題缺乏同理心，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

這類型員工並不是一頭毫無道德感的怪獸。他行惡，卻沒有作惡的主觀意願，而是源於特定認知能力的缺失，再加上所處的環境幾乎不可能讓他思考或是認識到自己正在行惡，他才犯下了這樣的罪。

若從權威式領導主管的角度分析，這類員工可堪稱為服從性、配合度極高的優秀工作者。意即任何一個平凡的人，在欠缺思考情況下，只要單純平庸、盲從的附和潮流，都有可能鑄成惡事。

網路霸凌，背後都是每一個平凡的人。若思想缺乏客觀，多數人可能淪為鼓譟、盲從的一群，最終成為施惡的一群人。而現今網路發達，凝聚集體意識變成輕而易舉的一件事，只需要使用聳動標題，就能產生高達上萬次的轉發。每個人在茶餘飯後，滑滑手機就成為陪審團一員，連召喚被告答辯都不需要，就能以輿論宣判他人的罪行。

鍵盤俠多數不自覺有錯，因為言論自由，在加上留言中人人都如此謾罵，要告也輪不到他，大家都這樣，有些還自鳴得意對社會時事關懷。肉搜、鄉民的正義就是善、無害嗎? 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